考前全班隔離、小區被封、單人考場…上海考生跨過“最難”中高考

收拾好自己和兒子的行李在家等待轉運時,趙夢“竟然感到了一絲‘悲壯’”——5天后,上海中考即將舉行,兒子耀耀將迎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場大考。全家人為了這場考試准備良久,卻在臨考前突然接到通知:因為耀耀的同班同學小美確診了新冠肺炎,全班同學和老師作為密接人員,必須去酒店集中隔離一周,直至中考結束。

畢業班時間寶貴,一旁的耀耀還在上網課。平常上課,同學們總會在課堂上@老師,提問題、交作業,而此時,發言板上接連出現@老師的留言卻變成了:“***申請下線,將被轉運。”一種沉重而壓抑的氣氛逐漸蔓延,最后被這些留言擊穿。趙夢隔著屏幕聽見,有家長啜泣的聲音。

老師停止講課,說:“我的轉運車還沒有來,隻要我還沒被轉運走,我就會在直播間堅守到最后一刻,陪著大家。”

一場疫情,讓上海的2022屆初三和高三畢業生度過了一個特殊的春夏,上海的中考和高考也受疫情影響,延期一個月舉行。而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想到,自己在種種變化和挑戰中闖關通過后,大考前的“臨門一腳”又突遭變數:有的班級像耀耀所在的班級一樣,因為有學生確診新冠,考前一周全班被集中隔離﹔有的班級因為被判定為次密接,家長無法送考,開考前跟著轉運車跟了一路﹔有的學生在高考前夜接到通知,第二天要臨時更換考場﹔有的學生經歷了考場裡隻有自己一人的高考……

無論過程多麼曲折,在大考結束鈴聲響起的那一刻,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后的三年中學時光和2022年上海疫情下備考數月的甘苦,終於畫上句號。一場疫情下的特殊考試,更讓經過這場洗禮的孩子們明白,人生的挑戰才剛剛開場。“人生的路太長了,任何波折都會碰到。就像這場考試。”家長何平說。

6月底,普陀區出現新一輪疫情,讓畢業班家長們的神經立刻緊繃起來。“按計劃,考前一周,初三的孩子是要去學校上課的。但7月4日晚上,老師在群裡通知,第二天改為線上上課。我們就很緊張了,擔心疫情影響中考。”趙夢回憶,“7月5日下午,更壞的消息傳來——學校有‘陽’(新冠肺炎陽性感染者)了。過了半個小時,方方又告訴我,陽性孩子就在我兒子班裡。”

趙夢的兒子耀耀是普陀區一所初中的初三學生,好友方方的兒子俊俊也在同一所學校讀初三,和耀耀分屬不同的班級。大考前的任何風吹草動,都牽動著她們的神經。因為初三學生每天上午都要在學校做一次核酸,7月4日學校出現核酸結果異常,病例經過復核、流調后確診。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方方從街道得知了消息,第一時間告訴了趙夢。

“家長肯定‘崩潰’了啊。學校再三強調,畢業班學生要‘學校—家裡’兩點一線,我們所有人都在努力。為什麼那個孩子還去夜店?怎麼會有這麼不負責任的家長?”方方說,電話裡,一向斯文的趙夢飆了好幾句臟話。

晚上8點后,耀耀班的家長群“炸”了。陸續有家長接到疾控的電話,說孩子是密接者,要轉運隔離,甚至有的轉運車已經開到了樓下。“我們接到了不同街道的電話,孩子要被送去不同的酒店隔離,而且不能有家長陪同。但考前幾天那麼關鍵,孩子在酒店吃不好怎麼辦?誰給他們洗衣服?課本和資料都在學校怎麼辦?”趙夢說。有家長拉了個沒有老師的家長群商量對策,這還是三年來的第一次。

“大家都說,要留一起留,要走一起走。家長們有人打電話申訴、有人寫投訴信、有人復印復習資料……”“統一戰線”后的家長,給老師發去信息:“孩子的人生隻有一次,不可以重來。我們所有家長都竭盡所能了,希望學校也盡力。”

第二天上午,學校召開線上家長會。校長告訴大家,學校連夜啟動了應急預案,經過一個通宵的努力協調,爭取到班裡40個孩子和9個老師可以去同一個酒店集中隔離,每個孩子有一位家長陪同,學校還會派專人為孩子們送去復習資料,保障大家隔離期間的各種需求。

“雖然很多人說,風雨之后見彩虹。但‘風雨’真正來臨的時候,身處其中的人才知道,事情並沒有那麼輕鬆。”趙夢說。

疫情同樣波及到了方方兒子所在的班級。由於確診女生小美和俊俊班裡及另一個班的3個女生一起吃過飯,所以這2個班的同學也均被判為次密接人員,需要在家隔離。孩子們中考的考場也從常規考場轉到應急隔離考點,家長不能送考。

7月8日下午是俊俊的最后一堂線上課,方方推開兒子房門時,驚訝地發現他正在哭,“哭得很傷心,眼淚鼻涕都在臉上”。兒子長大后,很少這樣哭過,這讓方方十分緊張,“是不是挨批評了?”俊俊不說話,隻讓媽媽出去。

后來方方才知道,那堂課的末尾,每位任課老師都上線,來跟大家做最后的告別。“老師哭了,很多小孩子也哭了,大家非常不舍。”方方說,“此前小朋友們都想好了,畢業典禮要表演哪些節目,要怎麼跟老師和同學告別。最后什麼都沒有了。”

當中考的孩子們還在經歷疫情帶來的各種變故時,比他們年長3歲的高考生們正在考場上,書寫著可能是他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份考卷。但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想到,自己在人生大考的前一天,不得不因為疫情改變趕考的軌跡。

高考前,張楓崟家附近突然出現了新冠陽性病例,因為擔心小區封閉管理影響考試,張楓崟和媽媽前往考場附近提前訂好的酒店備考。可兩人還沒走遠,就收到了小區有陽性病例、被劃為高風險地區的消息。她們不敢回小區,又不確定是否會變更考場,隻好在家附近的酒店住下等消息,張楓崟的父親則在家裡負責跟社區、學校溝通。

按照規定,張楓崟要到隔離考點考試,並由疾控部門的專車接送,父母不能送考,兩場考試的間隙她也不能離開考點。

“其實我剛得知這個消息時,只是有點遺憾。但考完看到新聞,大家都有父母和老師送考、接考,還是感覺心裡空落落的。”張楓崟說。

7月7日早晨7點,擔心堵車的司機提前到達張楓崟入住的酒店接她。20分鐘后,張楓崟走進了位於市北職高的考點。迎接她的是站在門口的兩位穿著防護服的“大白”老師。他們一人領著張楓崟上樓,一人拿著消毒水噴壺跟著她噴了一路。“他們也不知道我的具體情況,就很認真地執行防疫要求。當時我回頭看到這一幕,就覺得很可愛。”張楓崟笑著說。

但她沒有想到,更嚴峻的考驗還在后面。因為這個臨時啟用的隔離考點隻有她和另外一名考生,所以她得到了單人考場的“殊榮”。偌大的教室空空蕩蕩,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在兩位監考老師的注視之下,加上高考本身的壓力,讓張楓崟手心冒汗,十分緊張。

好在開考前,一位老師告訴她,如果空調熱了或冷了,可以及時讓他們調節。原本一句稀鬆平常的提示,在這個被疫情升級的嚴肅氛圍裡,讓張楓崟備感溫暖,“好像一下子就沒有那麼緊張了”。

今年,上海全市共有約5萬名考生參加高考,19個考區,共設105個考點,2200多個考場。“針對屆時考生可能出現的尚在集中隔離治療或核酸異常等特殊情況,會專設應急考點、集中隔離考點,設置不同類型專用考場,提前組建閉環轉運隊伍,確保‘應考盡考’。”在兩個月前的新冠疫情發布會上,上海市教委主任王平如是說。

“應考盡考”成為本次疫情下考試工作安排的“指揮棒”,更是保障考生考試權益和家長們的“定心丸”,但疫情對考生和家長帶來的影響卻在所難免。

在張楓崟走進考場的同一天,西南位育中學門外,剛剛送完兒子的芮剛終於可以坐回車裡休息片刻。由於到得早,他搶到了校門正對面的車位。“變動太臨時了,我們沒有提前踩點,又怕路上堵車,就早早出發了。9點開考,我們7點20分就到了。”天氣炎熱,汗水順著他的鬢角流下來,浸濕了襯衣。

芮剛是一名高中物理老師,教書育人幾十年,送畢業生參加高考對他來說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可偏偏今年輪到自己兒子考試,卻出現了意外情況。

前一天下午4點左右,芮剛接到街道通知,他所在的小區因為有密接人員,成了管控小區。他立刻向兒子的學校上海中學報備,學校啟動了應急預案。

一開始,學校和街道的說法都是孩子可以正常考試。晚些時候,芮剛又接到電話說,兒子隻能由疾控的車接送,家長不能送考。挂了電話,芮剛看出,一向沉穩內斂的兒子情緒有些波動。作為一名身經百戰的高中老師,他深知考生考前心態平穩的重要性,立刻安慰兒子:“專車接送參加高考,你以后又多了一個吹牛的資本,多好!”

后面的電話溝通,芮剛刻意避開了兒子,隻挑一些輕鬆的事情告訴他。兒子不知道的是,直到高考前一晚9點,才確定考場從華理附中變為西南位育中學,並且家長可以點對點接送。

“這孩子一向很穩,沒讓我們操什麼心,考前的這次小波折,我們也盡量把對他的影響降到最小。”兒子的成績在上海中學一直名列前茅,進考場前,芮剛隻對他說:“問題不大,正常發揮就好。”

西南位育中學考點門口,停滿了送考家長的車。按照規定,他們可以點對點接送孩子。   雷冊淵 攝

5月7日,上海宣布,本市高考和中考均推遲一個月舉行。考試倒計時突然加了30天,“臨上戰場的將士們”心情復雜。

“其實大多數師生對考試延期都是有心理准備的,當時的疫情形勢顯然不允許如期高考。”陳然是楊浦區一所市重點高中的政治老師,今年剛好帶高三畢業班。在得知高考延期后,她的第一感受卻是“身心俱疲”。“戰線拖得太長,累了。每個人心裡都希望延期,但沒人希望延期這麼長。就是一種很矛盾的心理,學生們會有,老師也會有。”

6月6日,高三復課,有更多改變需要適應。重回校園的陳然這樣描述臨考前一個月的日常:

每天早上8點前,師生憑24小時核酸証明和抗原檢測陰性結果入校,在門口完成“數字哨兵”打卡。作為班主任,自己每天進校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統計學生人數、缺勤狀況和核酸結果,向學校匯報。8點半前,各班班主任需帶領本班學生完成一次統一的核酸檢測,並測量體溫。

中午,食堂阿姨會把飯菜送到每個班的教室門口。在此間隙,還會有專人再為師生測量體溫,做到“早午各一次,每日兩檢”。

課間休息也有調整,從原本的10分鐘改為15分鐘,老師們也達成了“交叉下課”的默契,避免同學們在廁所或走廊聚集。

下午4點放學,班主任統一帶隊離校。這時,高三的學生們就像幼兒園孩子放學一樣,排著隊離開學校,任何人不能在校園內逗留。

挑戰最大的還不是這些,而是新教材和考試題型的變化。今年,上海高考語文、數學、政治等學科的考試內容和題型均有不同程度的調整,有的調整還很大,“最后兩周沖刺期,對老師的教學經驗也是一場大考。”陳然說,“老師們也要做回學生,和同學們一起適應變化。”

其實,這樣的適應,早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時就已經開始了。疫情三年,中學三年,這屆畢業生的初中或高中時光與疫情改變的世界重疊。不僅是最后一考,就連獲取知識的方式也發生了改變。宅家上網課、沒有春秋游和社會實踐,已經成為大家不得不接受的事實。

“在完全不同的學習方式下,每天都是考驗。考驗你接受信息的能力、適應環境的能力。”一位高三畢業生說,“怎麼安排時間?怎麼做決策?這些是必須要經歷的嘛,對以后的生活肯定是有幫助的。每個人都一樣,這是公平的。”

“不可否認的是,網課是一把雙刃劍,會讓好的學生更好,差的學生更差。最后拼的就是自律。”有24年教齡的陳然這樣總結。

新的教學形式,讓勤學好問的學生能夠隨時向老師拋出問題,老師展示板書也變得容易,“相當於每位同學都坐在了教室最好的位置上。”但沒有了實體課堂的約束,學生走神或打瞌睡的現象可能會更加頻繁,“有的學生也會很自然地認為,有了錄屏功能,就可以不用專心聽講了。”

即便這樣,陳然上課時仍不會強制要求打開攝像頭。一是因為開視頻會讓人分心﹔另一方面,“學生們是很注意形象的,疫情期間有的人兩個月沒有理發,他們有選擇不開攝像頭的權利。”

因為長時間的網上授課,加上要在屏幕上批改作業,陳然覺得自己的視力退化很快。但她沒有選擇。此外,她在課上讓學生回答問題的次數也少了。有的人網絡不好,有的人沒連耳麥……各種各樣的情況都會發生。“雖然一個人耽誤的時間不多,但每個人都耽誤一點,這節課就沒時間了。高三的時間多寶貴吶!”

西南位育中學門口,在距離芮剛的車幾個車位之外的車裡,是更晚接到通知的何平。他正坐在后座看書,用父親的方式默默陪伴著考場中的女兒。他說,7月6日晚上10點多他們才接到通知,說第二天要更換考點。不過,后來的溝通過程和應急措施還算順暢,影響不大。

“遇到了就積極應對,其實這個過程和結果我們都能接受。我女兒也知道,人生的路太長了,任何波折都會碰到,就像這次考試。”何平說。

高考生芄嶼家的小區在考前成了高風險地區,她的考場也換成了離家20公裡以外的吳迅中學。沒有提前踩點、沒有老師送考、沒有朝夕相伴的同學相互打氣,讓她有種偏離既定軌道的不安全感。父母的陪伴帶給她安慰。他們為她准備好了午飯,放在保溫桶裡,一家三口中午就在車裡簡單吃飯和休息,“爸媽在身邊更加安心”。

高考結束那晚,是畢業生們期盼已久的“瘋狂一夜”,芄嶼家的小區迎來了新一輪的“7+3”封閉管理。她看著朋友圈裡同學們更新的坐標、晒出的照片,心裡有一種說不出來的五味雜陳,交織著喜悅與遺憾。

“我的高考結束得沒有實感,就像我的高中生活一樣。”回望大家在“雲端”隔屏相望的那些日子,芄嶼覺得錯失了很多——班裡那些來不及熟識的同學、高二那年取消的學農和社會考察、擱淺的畢業旅行……“但總歸都熬過來了。”芄嶼轉念一想,“人生的新階段也馬上就要開始了,不是嗎?”

許多人在人生大考的前一天,不得不因為疫情改變趕考的軌跡。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住進隔離酒店的第一晚,耀耀班的家長群又“騷動”了幾次。酒店條件有限,網速跟不上40個孩子同時上網課﹔出發前說好的單獨隔離,等到了酒店才發現還有別的密接人員,有家長驚呼“對面開門不戴口罩!”﹔斷水、空調不制冷﹔下午4點半送餐,學習到夜裡十一二點的孩子肚子會餓……好在,后來問題一一得到了妥善解決。

在家的時候,趙夢習慣了每晚帶耀耀下樓在小區裡散散步,放鬆一下。但在酒店房間,隻能“當幾天啞巴”,兒子上網課的時候她“不敢發聲音,像做賊一樣,甚至不敢走動,一動就會影響他”。

趙夢和一同在酒店隔離的家長無法送考,隻能在窗口拍下孩子們出發的身影。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方方則在為送考的事情擔心。按照規定,雖然次密接孩子的家長無須隔離,但他們仍要由疾控車輛接送考,家長不能送考。

“旗開得勝”的“戰袍”不能穿了、儀式感的東西不能搞了,再想想備考幾個月的酸甜苦辣:父親每天早上5點就去菜場買菜,因為那時人最少﹔在家裡做了20多年的鐘點工阿姨,每天上門都要出示核酸証明﹔單位領導體諒,減少了自己的外出任務﹔鄰居送來唐宮的鴿子,預祝兒子展翅高飛……方方默默背著兒子哭了好幾次,但面對兒子時,她總是笑的。因為俊俊的樂觀讓她覺得寬慰:“同學陽了就陽了唄,不就是換個考點和不能送考嗎?有什麼好緊張的?”

開考這天,方方和老公開著車跟在兒子的車后,一路“送”他進了考場。她還發了個朋友圈:“紅碼加身,沒有准考証,也沒有最愛的老師和家長送考,換了考場,又怎樣?第一次的人生大考就是這樣,生活也是這樣,沒有挫折怎會高飛!”

考場外,零星有幾位老人守著,是不跟孩子同住、未被隔離的祖輩。滾滾熱浪裡,一位阿公隔著柵欄,摸清了“一班在這裡考,六班的孩子從這裡出來”。孩子們每考完一科走出考場,他都會尋找外孫的身影,“叫他一聲,讓他知道外面有人等他,也是一種精神力量”。

隔離考點外,一位堅持陪考的阿公,摸清了“一班在這裡考,六班的孩子從這裡出來”。   雷冊淵 攝

學校黨委書記楊光也來送考了兩天。她總會提前很久出現在考點大門口,穿著紅色旗袍,背一個米色文化袋,向每一輛駛進考場的車招手。

7月12日下午3點40分,最后一門考試結束的鈴聲響起。疫情下的三年中學時光和人生大考同時落下帷幕,楊光對身邊家長說了三個字:“盡力了。”

過了一會,她又補充了一句:“我們都盡力了。”送考生的車相繼駛出,楊光向每一輛使勁招手,車裡的孩子們也熱情回應。她的身子愈發前傾,揮手的幅度也越來越大,最后比出“V”的手勢,大聲叫道:“好咯!終於勝利咯!”

中考結束,早早等在考點外的學校書記楊光向畢業生們比出“V”的勝利手勢。   雷冊淵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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