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到22日，连续七个晚上，我从垃圾桶里拿出积累了一天的垃圾（厨余除外），在地板上摊平，拍照记录。

  作为一个从事塑料污染宣导的人，我发现，以个人的力量减少一次性塑料的产生，不啻于一场对当代生活的反抗：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自带包装，几乎所有的包装都含有塑料。

  更难的是，尽管我生活在一个已经实施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就算我尽量少购物，并且把垃圾清洗整理干净分门别类，我知道，除了PET饮料瓶等高价值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外，大量“低价值”塑料包装未必能获得回收。

  换句话说，垃圾分类对于建立成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而言意义重大，也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多年的固废管理手段，但对于回收价值没那么高但又伴随着外卖、网购等新业态大量产生的低价值一次性塑料包装，你是否曾经和我一样天真地以为它们会因为垃圾分类而得到再利用？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我所供职的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梳理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杭州、成都这六个一、二线城市的垃圾分类政策，发现：质地软的塑料制品（生鲜塑料盒、塑料袋等）仅在少部分城市可回收；外卖餐盒，一次性餐具在大多数城市均被列为不可回收物；而仅有少数城市会回收快递包装。

  显然，电商、外卖、线下零售等行业大量使用的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很难被回收，大部分仍会被归为其他垃圾，最终被填埋或焚烧。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根据绿色和平、摆脱塑缚、中华环保联合会三家环保公益组织于2019年“双十一”购物节当日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仅2018年一年，中国快递行业就产生了941万吨的包装物，其中85万吨是塑料包装。而这些塑料包装中仅有不到5%被回收或重复使用，其余的几乎全部进入填埋场和焚烧厂，或是散落于环境中。

  这是一组令人担忧的数字，因为“白色污染“至少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1999年，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因健康风险被禁用。而从2008年对塑料购物袋收费（又称“限塑令”）开始，政策制定者更是瞄准了塑料包装的环境危害。短短三年时间里，中国连续出台了多个解决塑料污染的相关重要举措：2017年的“洋垃圾”禁令，2020年的《关于逐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亦称“新版限塑令”），以及今年四月底刚刚通过的新版《固态废料对环境造成污染防治法》（简称《固废法》），每一个都获得了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

  这一系列政策法规的治理逻辑也很清晰：洋垃圾禁令是要掐断塑料废弃物的境外输入；新版“限塑令”禁、限、替并举，希望能从源头减少对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过度依赖；新版《固废法》更是针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几大行业，明白准确地提出“电子商务、快递、外卖等行业应当优先采用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减少包装物的使用，并积极回收利用包装物”。

  在理论上，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别放置能够大大减少混合垃圾的比例，也能提高高价值可回收物的回收效率，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并减轻垃圾填埋场的负担。但正如上文所述，那些回收难度大或价值低但又大量被使用的一次性塑料包装，并不会因为我们分好自己的垃圾，扔对了地方，就得到妥善处理。而这些任谁都看不上眼的塑料，流落到环境中却成为了最棘手的环境灾难之一。要解决这一个顽固问题，需要更深层的变革。

  之所以会有这一局面，还得从塑料的特点说起。塑料是石油化学工业产物，不一样的塑料再添加进不同的辅助材料，能够得到五花八门的性能，最关键的是，价格还很便宜。于是，我们生活中的塑料，往往是以包装，特别是食品和物流包装等形式存在，并且由于价格低，一次性使用、用完即弃，渐渐成为了塑料包装的默认使用方式。

  然而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由于其种类非常之多且难以区分，不一样的种类的塑料在“回炉再造”时会彼此干扰，这使得塑料的物理回收一直面临着两难困境：要高效回收，就得费力分拣，拉高成本（比如覆膜纸杯就需要纸塑分离）；要压低回收成本，那就只能“降级回收”，得到性质更低的再生塑料，例如掺杂了其他品类塑料的饮料瓶可能只能降级变为建材、化纤等。因此，即使塑料本身就具有可回收性，但塑料制品的总体回收率并不高。

  这也是为什么细心的民众会发现，诸如一次性塑料打包餐盒、生鲜包装薄膜，甚至带有回收标记的塑料杯盖，在一些城市，都被归类为不可回收垃圾。由于现有的分拣回收设施多为价值较高的硬质塑料设计，所以尽管它们并非不可以被再次利用，但如果将它们和PET饮料瓶这类易回收的塑料包装一起扔进可回收物桶中，只会“污染”那些市场价值更高的可回收物。

  据统计，人类有史以来生产的塑料产品，得到回收的还不到一成。而一次性塑料产品大量失控流入环境，带来了高昂的环境代价：如今，海洋垃圾中约有70%是塑料垃圾，总数预计达5万亿个。至少有690个物种正受到海洋垃圾的威胁，这其中有17%的受影响物种在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列为濒危或者近危。以海龟为例，根据目前可用的数据初步计算表明，多达52％的海龟可能已误食了塑料碎片。2018年，中国科学家首次在南极海水中发现了微塑料——直径小于5毫米的微粒、碎片或纤维，绝大部分是塑料垃圾裂解的产物。同年，一项仁川国立大学和绿色和平的联合研究

  发现：在全世界内抽检的39个食盐品牌中，超过90%的样品检出了微塑料。

  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除了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做出规定外，都提出了源头减量的原则和要求。上海版条例单辟一章“促进源头减量”，要求产品设计优先选择可循环利用等产品；快递电商包装减量，采用可循环使用的包装；减少使用一次性杯具等。北京版条例第三章“减量与分类”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因此，当我们看待垃圾问题时，不能仅着眼于垃圾产生后怎么分，而是要把源头减量和末端分类回收放在一起来看。

  显然，目前为数众多的纸塑咖啡杯、未洗净的各类餐盒、小包装等，都由于回收价值不高而成为固废管理的老大难。然而我们也无法指望某个技术突破能一举令废塑料消失。你可能听说过中国科学家培育出的蜡虫可以吃塑料，也可能听说过化学回收能轻松实现不一样的种类塑料的“一锅端”式回炉再造，并还有因新版限塑令的出台而被业界期待可以大范围应用的所谓“生物可降解塑料”。但是，虫子的消化能力和速度极其有限，化学回收和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堆肥降解都需要新增大量的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导致多个行业的格局洗牌。

  此外，绿色和平还发现，在全国执行垃圾分类的城市中，绝大部分城市未规定可降解制品的去向，而唯二做出规定的深圳和成都，则把这类塑料当作其他垃圾。显然，中国的生物可降解塑料堆肥解决能力（降解需耗时数月）远远跟不上一次性塑料垃圾产生的速度。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成本价是普通塑料好几倍的生物可降解塑料制品，最终和其他塑料面临着一模一样的结局：填埋或焚烧。

  因此，无论是已经踩上了政策快车的生物可降解塑料还是更加酷炫的黑科技，目前看来，都不是塑料污染的对手。我们应该瞄准垃圾减量化这一终极目标，改变餐饮、电商、线下零售等商业部门的典型包装材料和方式，阻止废塑料的大量产生和弃置，并且让存量废塑料“转起来”，从源头到末端推动总系统的转变。

  首先，最根本也是效率最高的解决塑料污染的办法，是从设计之初就第一先考虑塑料包装的可重复使用性方案，或者退而求其次，提高包装的易回收性。例如，单一材质的塑料比多种材质的更易回收，在一定要使用多种材质的塑料时，易拆解的产品比难以拆解的更易回收。此外，为了压减不必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消费量，鼓励商家和消费的人转向可重复使用的包装，各国也纷纷出台了一次性塑料袋收费制度或开征塑料税，或者制定出类似中国“新版限塑令”的一次性塑料减量或禁用的路线年开始全面禁用

  有了源头治理的思路，中后端的改革才能水到渠成。例如，前端将多材质的一次性饮料瓶替换为单一材质不带薄膜标签的，那么中后端就可以有明确的目的性地设置针对同种类型的产品的高效回收体系，将饮料瓶再造为饮料瓶，实现闭环回收，而不必因为掺了杂质而降级回收。

  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可以推动整个回收再利用系统的运转，如押金返还机制可以轻松又有效地促进包装、容器的重复使用。今天的押金返还制本质上是将传统的玻璃汽水瓶和牛奶瓶的流转方式加以升级，例如设置无人回收机，以帮助消费者和商家灵活性更好方便地实现包装物的流转。对于快递等场景，则可优先考虑逆向物流的方式，让快递小哥不只送件，还回收包装。

  总之，要想实现废塑料的减量化、资源化，我们还需要完成一整套精细、彻底的变革。我们应该技术的加持，更需要当年支持风光发电、新能源汽车那样力度的倾斜性财政补贴去支持那些源头减量，重复使用的商业模式和创新。当然，落到个体行为层面，最终还需要整个社会都清醒认识到塑料污染问题，在个体层面少用一次性塑料产品，优先选择环境友好型产品和包装。只有当我们有了真正细化、科学的固废管理机制，当民众真正了解源头减塑对我们自身的诸多益处，以及不这么做的危害，我们才可能携手一起突破塑料重围。